2022《新课程标准》在“基本原则”的“变革育人方式”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突出学科思想方法和探究方式的学习，加强知行合一、学思结合，倡导‘做中学’‘用中学’‘创中学’。”

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。

意思是说“懂一个道理并不难，做起来就难了”。所以孔子会说“听其言”更要“观其行”，知识是死的，行为是活的， “行”比“知”重要。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”

到了宋代理学家，对这个问题看法观点更鲜明。程颐认为“知先行后”，朱熹则在此基础上提出“知行相须”说，他说：“论先后，知为先；论轻重，行为重。” 

让“知行合一”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是明朝思想家王阳明。近代安徽人陶文濬很推崇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将自己改名为陶知行，后来看到王阳明自己对“知行合一”的解释是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，于是又改名为陶行知。

从陶知行到陶行知，这个改名的过程很有意思，其实就是一个人对知识的认知过程，也反映了当时，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的影响。

那么，“知行合一”的“知”到底什么？是知识？是认知？还是“良知”呢？

01

什么是“认知”？

理解这三个词，不妨参考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。

1956年，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参考动植物学分类研究，在芝加哥大学提出教育目标分类，就是我们熟悉的认知分类塔（上图）：这个分类塔的第一层就是知识，这是一切学习的基础，中间是思维转化过程，包括“理解-应用-分析-评估”，最高阶就是创造，就好比“行动”。让“知识”成为“行动”，是要经过一系列深度思维转化的。

六下《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》，提到谢皮罗教授发现 “水的漩涡总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的。”这是一种现象，也是客观存在的知识。但他“抓住这个问号不放，进行了反复的实验和研究”就是应用分析的思维转化过程。而最后他发现“北半球，逆时针旋转；在南半球，朝顺时针旋转；赤道，不会形成漩涡。”这就是行动后的创造。显然，行动升华了知识。谢皮罗发现旋涡秘密的整个过程，我们称为认知过程。

那么，认知是不是一定能塑造良知呢？不一定。因为认知上面还有元认知。

02

什么叫“元认知”呢？

1976年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弗拉威尔在《认知发展》一书提出元认知。简单地说就是对“认知的认知”。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为什么要这样解决问题？类似于这种追溯自己认知过程的思维方式，比认知更重要，这接近于我们通俗所说的：反思。

《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》还有一个例子就涉及到了元认知。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发现“溅上盐酸的花瓣奇迹般地变红”这个现象，一共推倒了五个问题：

这就指向了“良知”，在课文中称之为“真理”，显然，真理超越科学原理。 

指向“元认知”的学习显然更容易触及到知识的本质，不仅是已有知识的结论，更重要是学习知识本身的意义。这就有可能产生对过去结论的怀疑，巨大的创新可能经此诞生。显然“元认知”会触及到基本的“大概念”，涉及到普遍存在的常识和规律。对于认识知识本身的探究，是一切哲学的起源，也是教育教学行为必须要关注的规律。

所以，“知识”-“认知”-“良知”，正好是“知”的三个层次。认知的过程就是将知识活化，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正，反思，从而形成良知。

现在我们可以说，王阳明说的“知行合一”的“知”就是他自己说的“致良知”。简单地说，就是用良知来指引行动，而不是记住知识。他一反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解释，认为“致知格物”也是这个道理。这就是“心学”的“良知说”。

如果陶行知意识到这点，说不定名字就又要改回陶知行了，毕竟，良知才是一切教育的追求，也是行动的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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